迎客松配资中东危机增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专题：中东通

经济日报

日前，联合国发布《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年中更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中东危机再次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导致增长放缓、通胀压力回升并加剧不确定性，发展中经济体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围绕报告提及的经济复苏、通胀压力、货币政策前景等问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经济增速下调

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1月的2.7%下调至2.5%，低于疫情前水平，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有望温和复苏至2.8%。

中东局势及其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是此次预期下调的核心驱动因素，报告将当前能源市场受到的影响形容为“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冲击之一”。根据预测，今年年中前国际油价将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随后在下半年逐步回落至每桶80美元附近，并在2027年继续小幅下降。报告强调，这一预测建立在能源供应中断不会进一步恶化的前提之上。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晋斌表示，除了联合国，近期多家国际机构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主要原因就是中东变局对全球产供链影响很大。

报告指出，此次冲击令发展中经济体普遍承压。西亚是受中东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主要受能源冲击、基础设施受损以及石油生产、贸易和旅游中断影响，预计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6%降至2026年的1.4%。在非洲，整体增长率预计从4.2%降至3.9%，但内部差异扩大：能源出口国受益于价格上涨，而能源进口国则面临财政压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预计从2.5%降至2.3%，仍处于低增长轨道。

此外，由于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欧盟经济增长预期也从2025年的1.5%放缓至2026年的1.1%。英国经济增长预期放缓更明显，从1.4%降至0.7%。

为何发展中经济体更“受伤”？王晋斌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运输受阻带来的成本冲击影响更为直接。此外，全球利率抬升导致融资成本增加，以及资本外流压力卷土重来，都可能进一步加深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脆弱性。

报告指出，劳动力市场稳健、消费需求具有韧性以及部分经济体中人工智能驱动的贸易和投资将提供一定支撑，但下调后的预测反映出全球经济已进入更加脆弱阶段。报告警告，地缘政治分裂与财政空间受限可能进一步削弱生产率增长并扩大差距。人工智能虽具有潜力，但其收益可能集中于少数国家，从而加剧不平衡发展。

通胀压力难退

报告指出，中东冲突已中断自2023年以来的全球通胀回落趋势。供应受限、价格飙升以及运输和保险成本上升通过供应链传导，推高全球生产成本。尽管能源企业从价格上涨中获得收益，但家庭和企业面临更大成本压力。

报告预测，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将导致全球通胀率升至3.9%。发达经济体通胀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2.6%升至2026年的2.9%。发展中经济体通胀率则将从4.2%升至5.2%。能源、运输和进口成本上涨正在侵蚀实际收入，并扩大价格压力的范围。其中，食品价格问题尤为突出，化肥供应受扰推高成本，可能降低农作物产量并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告诉记者，当前能源危机正通过“供应链受阻—通胀高企—增长降速”的传导路径，将全球经济拖入滞胀边缘，并加剧区域发展分化与系统性次生风险。

杨子荣表示，这一冲击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显著的不平衡性。西亚、北非等冲突周边地区及能源高度依赖型发展中经济体遭受重创，若地缘冲突进一步升级致使油价突破每桶150美元，全球经济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失速与衰退风险。

报告强调，冲击持续时间将决定总体影响，但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风险明显偏向下行。

货币政策两难

报告指出，由于通胀前景不确定性加剧，各国央行陷入“控通胀”与“保增长”的两难困境：加息可能抑制通胀但削弱增长，维持利率则可能固化价格压力。

王晋斌表示，通胀不退成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约束主要经济体政策空间的重要因素。美国本来已经进入降息通道，但受到通胀黏性的影响，降息空间受到压缩，甚至可能重启加息，澳大利亚央行、印尼央行均已采取加息措施。

“如果主要经济体央行转向加息，包括像美联储有加息预期，将抬高全球利率水平，除了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之外，也会通过消费信贷水平影响消费，同时将带来全球风险资产价格的重估。归根结底，主要是地缘政治的变化拖累了全球经济增长。”王晋斌说。

受到货币政策收紧预期的影响，全球债市波动加剧。数据显示，5月19日，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19%，创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欧洲、亚洲债市也出现剧烈调整。

对此，杨子荣表示，当前全球债券市场面临的重压，主要源于能源通胀引发的高利率预期，预示着全球债务与流动性风险正在加速暴露。由于能源危机推升了中长期通胀预期，市场对多国央行将被迫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的担忧加剧，直接引发债券遭抛售与价格下跌。“需要警惕的是，部分高债务发展中经济体可能面临借贷成本攀升与资本外流的双重挤压，甚至陷入‘债务压力加剧—资本外逃—本币贬值’的恶性循环，成为引发局部甚至区域性主权债务危机与金融动荡的风险爆点。”杨子荣说。（经济日报记者徐胥）